# 附录：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迫使读者进行反复地阅读。他作品的结局，或者说作品结局的缺失，都暗示了一些未得到明确阐明的解释。而要让这些解释说得通，却又需要再次从另一个视角阅读故事。有时作品有两种解读的可能性，因而便似乎有着阅读两遍的必要性。这就是卡夫卡想要的。但是如果想把作品中的一切都按细节进行解读，那就错了。象征总是蕴于普遍性之中，不论其字面解读多么精确，艺术家只能复现象征的外现过程：不存在逐字对应的解释。而同时，没有什么是比理解一部象征性作品更为艰难的了。象征总是会超越使用该象征的人，而使人事实上说出来的，比人自身本意表达的蕴意更多。从这点来说，最确然地把握作品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激起象征，不要带着事先预想的态度阅读作品，也不要试图挖掘其潜藏的暗流。尤其是读卡夫卡，应当接受他的写作规则，就像通过表面进入戏剧，通过形式进入小说。 对于一个随性的读者来说，乍一读作品，写得尽是令人不安的历险故事，其中的人物隐隐烦忧，却又执着顽固，被引导去探求一些他们永远不能确切表达的问题。在 《The Trial》中， Joseph K. 被指控。但他不知道是被指控什么。他毫无疑问迫切想为自己辩护，但他不知道自己被指控的原因。律师是觉得他的案子很复杂。但在这同时，他也没有舍下谈恋爱，吃饭，抑或是读报纸。然后他就被审判了。但是法庭非常昏暗。他也没怎么明白。他只是假定自己被判刑了，但被判什么刑他也没有怎么记住。尽管有些时候他也有所怀疑，但他还是照常生活。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两个衣装整洁的人，客客气气地过来找他，邀他跟他们走。他们毕恭毕敬地把他带到一个荒芜的郊外，把他的头磕在石头上，然后割断了他的喉咙。在死之前，这位被判刑的人仅仅留了一句话：“像一条狗”。 你看，就是很难去讨论一部叙事作品中的象征，尤其当这叙事作品最明显的特点恰好就是内容的自然性。但自然性是一种很难理解的类型。有一些作品，是其中的情节对于读者来说似乎很自然。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作品〔确切来说，极少〕，是其中的人物认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很自然。这就有了一个特别而又明显的悖论，即人物们的历险故事越是不同寻常，故事的自然性就越是凸显：人物其生活之怪异，与人物接受这生活之轻易，我们感到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和上述悖论成正比。似乎这种自然性就是卡夫卡的自然性。正是由此，人可以适切地感受到《The Trial》表达的意思。人们曾谈及该作品表达了人类境况的一种图景。这犹未可知。但问题既更简单也更复杂些。我的意思是，对卡夫卡来说，这部小说的意义更加特殊也更加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那个说出口的人，即便他是在替我们忏悔。他生活着，而被判了刑。他在这本小说的前几页就明白了这件事，他也在现实世界中探求着这件事。而倘若他想接受这件事，他又可以面对，却丝毫不会感到惊奇。他永远不会对这种惊异的缺失表现出足够的惊异。正是通过这些矛盾，我们认出来这作品所以为荒诞作品的初步迹象。心识把它精神的悲剧投射到实体世界。而这只能通过一种恒存的悖论才能实现，它给色彩以能力，用以呈现空无；给日常生活以力量，用以显示永恒其雄心。 同样地， 《The Castle》 一书或许是本行动向的神学书籍。不过它首先是个体的历险，是一个灵魂探求他的恩典的历险，是一个男人向世间万物问询它们尊贵秘密的历险，向女人问询沉睡在她们心中神明之踪影的历险。另一本书，《Metamorphosis》， 则是确切地表明出清醒的一种道德体系所有着的骇人图景。而这本书也是当人意识到他轻易间变成的动物时，而产生的难以言尽的惊诧的产物。 卡夫卡的隐秘就藏在这种基本性的模糊性中。贯穿在他作品中的，是那些恒存的摇摆，摇摆在自然性与非正常之间，个例与普遍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与逻辑之间，而这些摇摆又赋予作品以回响与意义。为了理解荒诞作品，必须要列述出这些悖论，也必须要强化这些矛盾。 象征，实际上意味着两个位面，两个理念与知觉的世界、以及记录两者对应的词典。这个词典就是最难描述的东西了。但是意识到显露出的两个世界，就等同于走在了寻觅他们隐秘关联的道路上。卡夫卡作品中的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另一个是属于超自然忧烦的世界。\[1]似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尼采那句话持续无止的运用：“伟大问题，尽在街头。” > \[1]加缪注：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作品可以同样合理地，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进行解读〔例如《The Trial》〕。不过也或许没有必要去选择解读的角度。各种解读都是好的。从荒诞角度看，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人的反抗*同样也*通向对神的反抗：伟大的抗争总是形而上的。 人类境况中〔人类境况是一切文学的共有领地〕，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荒诞性，还有一份无法消解的高贵。两者相辅相成，自然至极。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两者都在那个可笑离隙中得以表现，即令我们精神的超过性与肉体短暂终逝的欢愉相分离的可笑离隙。而荒诞的事情在于，应当是这副肉体的灵魂，却是那样无比地超越了这副肉体。不论是谁想要表现这个荒诞性，他都要通过一系列的平行对立去赋予荒诞性以生命。正因此，卡夫卡通过日常生活表现悲剧，通过逻辑表现荒诞。 一个演员越是注意避免夸张，就会给予悲惨角色越多张力。如果他在戏中的反应比较适度，那么他所激发的恐惧情绪就会过度。在这点上，希腊悲剧可谓是经验丰富。在悲剧作品中，命运总是让其自身在逻辑抑或自然性的框架下更加凸显。俄狄浦斯的命运预先就已昭示了。他被超自然地决定了将要犯下谋杀和乱伦罪。整出戏的全部努力，就是一步接一步地，推演那个达成了主人公不幸命运的逻辑系统。这只是为了告知我们，不寻常的命运基本并不可怕，因为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这种必然性是在日常的生活、社会、城邦、熟悉的情绪这些体系中向我们展示了确证的话，那其恐惧可就非同小可了。而那令人战栗的反抗，使人直言：“那绝不可能”，而这当中，就已然存有一种绝望的确定性，那就是“那”是可能的。 这就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所在，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秘密，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的内心有一种十分讨厌的倾向，那就是只把摧压他的事情称为命运。但是同样地，幸福有它自己的方式，它也是没有缘由的，因为当幸福来敲门时你也是躲不开的。然而，现代人，当他没有错认幸福的时候，他却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相反，希腊悲剧中那些受眷顾的命运，传奇中那些受宠的人物，关于他们可是有着许多可讲的故事。比如Ulysses，他们在最恶劣的历险中靠自己得救。返回Ithaca的路可不是一帆风顺。\[2] > \[2]译者注： Ulysses，即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Oddysseus）。他参与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的战争，并献上木马计攻克特城。战争结束后，他与同伴历经艰难险阻，最终返回故乡Ithaca。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记住的，是那份将逻辑和生活日常，与悲剧联系在一起的隐秘共谋。这也是为什么Samsa，《Metamorphosis》的主人公，是一个旅行推销员。这也是为什么，在他变成虫子的怪异历险期间，唯一让他不安的事情是他的老板会因他的缺工而生气。他身上长出爪子和触角，脊背弓起，腹部长满白色斑点——我不会说这些都没能让他吃惊，因为这样就破坏了这效果——但这只让他感到“轻微的烦恼”。卡夫卡的全部艺术都在这种差异当中。在他的核心作品《The Castle》中，日常生活的细节十分突出。但在这部奇怪的小说中，没有任何结束，一切却总重新开始，这表现的是一个追寻其恩典的灵魂所进行的基本性的历险。那种将问题转译为行动，普遍与特殊的错合，也同样体现在每个伟大创作者的小技巧中。《The Trial》中主人公或许也本可起名叫施密特或 Franz Kafka，但最后叫Joseph K。 他不叫卡夫卡但是他是卡夫卡。他是一个普通欧洲人，就像所有普通人。但他也是实体K，是这个血与肉之等式中的x。 同样地， 如果卡夫卡想要表达荒诞，他就会利用一致性。你或许听过傻子在浴缸里钓鱼的故事。一位对心理疗法颇有研究的医生问傻子：“可有东西上钩？”，而傻子直冲冲地回应道：“当然没有，你傻吗，这可是一个浴缸。”这是一种巴洛克式故事。但从中也可十分明确地看到，荒诞效果在何种程度上和过度逻辑联系在一起。卡夫卡的世界域事实上是一个无法描述的世界域，而人在其中准许自己体验像在浴缸钓鱼这样的充满苦痛的乐趣，又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 因而我在此看到的，就其内含的原则来说，是一部荒诞作品。比如说《The Trial》，毫无疑问我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一部完全成功的作品。肉体胜出了。作品也没有缺漏的内容，既有着无法言明的反抗〔而*这*就是该书所写的内容〕，也有着清醒与沉默的绝望〔但*这*就是该书所创造出的内容〕，还有着那种奇妙的行动自由，就是各式人物直到最终死亡始终在展现的那行动自由。 ``` * * * ``` 但是这处世界并不像看起来那样那般封闭。在这处不进展的世界域中，卡夫卡将要引入一种有着奇异形式的希望。在这一点上，《The Trial》和《The Castle》沿循的道路并不相同。它们彼此互补。这种在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之间所潜藏着的几乎难以知觉的进展，代表了躲闪领域的一种巨大推进。《The Trial》抛出了问题，而《The Castle》，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答。前者，依据一种似乎科学的方式，进行描述而没有归出结论。而后者，某种程度是进行了解释。《The Trial》作出诊断，而《The Castle》则想出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里提出的这种疗法并不真的治愈。它只是将疾病带回日常生活。它帮助人接受它。在某种意味上〔让我们想想克尔凯郭尔〕，它让人珍重它。土地测量员K. 除了正在难苦着他的这个忧烦外，他都想象不到别的忧烦。而他周围的人，却都为这种空无，为这种无名的病痛所吸引，仿佛在这种情况下，苦难拥有一种匠心独居的面容。“我是多么需要你，”Frieda 对K.如是说，“自从知道了你，你不在我身旁，我就感觉如此孤独”。这种微妙的疗法，叫 我们爱上摧压我们的东西，令希望无端地迸现于这处世界。经由这个突然的“跳离”，一切都变了，而这个跳离就是存在主义之抗争的秘密，也是《The Castle》的秘密所在。 极少有作品在故事发展上比《The Castle》还更严谨。K.被任命为城堡的土地测量员，然后他抵达了村庄。但是村庄与城堡之间完全没有通路。费尽几百页的笔墨，K.坚持要找寻他的道路，利用一切手段，试过各种门路和捷径，从不气馁，带着令人不解的绝对信念，硬要承下委托给他的责任。每一章都是一场新的挫败，也同时是一场新的开始。这不合逻辑，但是保持着前后的一致性。这种固执要求的角度就构成了作品的悲情所在。当K.给城堡打电话时，他听到的是含混杂乱的声响，模糊的笑声，来自远处的呼唤声。这些就足以补养他的希望，就如同出现在夏日天空的一些迹象，夜晚的某些期待一样，编制出了我们生活的理由。此处便可发现卡夫卡特有之忧郁的秘密所在。事实上，它们同样也藏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抑或Plotinus的景物中：对迷失乐园的眷恋。“我听了以后便很伤心”，Olga讲道，“当Barnabas今早和我说他要去城堡：那大约会空无收效，大约要空费一天，大约将空负希望”。“大约”——卡夫卡就是把他全部的作品都赌在了这个微妙的暗涵上。但是什么都没能起效；这里对于永恒的追求是小心谨慎的。而那些卡夫卡的人物，如同有灵魂的自动机械，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如果我们被剥去了我们的distractions（纷忧）\[3]，完全地委身于神性的羞辱中，那我们将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 \[3]加缪注： 在《The Castle》中，帕斯卡尔意味上的“distractions（纷忧）”似乎是通过K.的助手进行表现的，他的助手要让他从他的忧烦中“distract（分心）”。如果Frieda最终变成了其中一个助手的情妇，那是因为她比起真理更偏爱舞台布景，比起同担的忧惧更偏爱日常的生活。 在《The Castle》中，屈从于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道德。K.最大的希望就是让城堡接收他。而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他全部的努力，就是要去对得起这份恩宠，即通过成为村庄的一员，或通过抛掉外乡人这一所有人都使他感到的身份。他想要的是一个职位，一个家，一个健康又正常的人的生活。他再也不能忍受他的疯乱了。他想要变得通情达理。他想要解开他那怪异的诅咒，就是这诅咒令他是村庄的外乡人。在这点上，他和Frieda的那段故事则别有深意。如果他把这个女人变为了他的情妇，而她又认识城堡中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这是因为她的过去。他从她身上得到了一些超越他的东西——也同时意识到是什么令她永远配不上城堡。这让人想到克尔凯郭尔和Regina Olsen间那奇异的爱情。在某些男人身上，燃耗着他们的永恒之赤焰那样强烈，足以把周围近人的内心也一起焚毁。这种致命的错误就在于把不归上帝的归给了上帝，这也同样是《The Castle》这一段内容的主题。但是于卡夫卡而言，这似乎不是错误，而是一种主义，一种“跳离”。没有什么是不归于上帝的。 甚至更加意义深远的一部分，是这位土地测量员为了攀上Barnabas姐妹，和Frieda分手了。因为Barnabas家是村庄里唯一既被城堡也被村庄完全驱逐的人家。姐姐Amalia曾拒斥过一位城堡工作人员的无赖求欢。而随之的不道德的诅咒将她永远驱离于上帝的宠爱。不能为上帝舍掉自己的尊荣，就等同于自身配不得上帝的恩典。于是就可辨察到一个在存在主义哲学那里很熟悉的论题：真实对立于道德。在这点上，事情影响深远。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所追寻的道路，从Frieda到Barnabas，正是从信赖爱情到神化荒诞的道路。在这里卡夫卡的思想再次与克尔凯郭尔相合和。于是把Barnabas的故事设置在作品的最后，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这位土地测量员最后的努力，就是想从否定上帝的东西中再次寻获上帝，不是依据我们善良与美好的范畴，而是在上帝的漠然无谓，无公正，以及敌意这些空虚又丑恶的面貌背后去认出上帝。这位要求城堡对其接收的外乡人，在其历程的最后，他被放逐的程度却更加深化了，因为这一次他对自己也不再忠实，抛离了道德，逻辑，以及智识的事实，只剩下他狂怒的希望，而试图进入神性恩典的荒漠之地。\[4] > \[4]加缪注： 这只是对于卡夫卡所留下的《The Castle》未完成稿而言是显然成立的。而至于说，作者会在结尾部分破坏整个作品统一的风格，关于这种事，我还是留有怀疑。 ``` * * * ``` 这里使用的“希望”一词并不可笑。正相反，卡夫卡描述的境况越是悲惨，希望就显得越是牢固与咄咄逼人。《The Trial》一书越是荒诞，《The Castle》中的激情“跳离”就显得越是动人与不正当。但是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了纯粹状态下的存在主义的悖论，即如克尔凯郭尔所言的：“人间之希望必须尽绝；然后才能为真正的希望得救”\[5]。这句也可如此转译：“《The Trial》必须先写；然后才能着手写《The Castle》”。 > \[5]加缪注： 内心的纯洁。 大多数讨论卡夫卡的人，都将他的作品认定是一种绝望的哭喊，没有留给人任何依靠。但是这还需要重新查验。作品中其实有着这样那样的希望。于我而言，Henri Bordeaux 的乐观主义作品就尤其令人沮丧\[6]。这是因为其作品根本没有写出任何差异的内容。而另一方面，Malraux的思想却总是令人振奋。但是这两种情况，也并非是同一种希望，也不是同一种绝望。我只是看到荒诞作品有可能会导致我想避免的不忠实。那种对不会结果之处境进行无力地重复，对短暂终逝之物有着清醒地颂扬的荒诞作品，在此却摇身一变，成为幻相的摇篮。作品进行了解释，施予了希望以形状，创作者就再无法将其自身与这作品进行离隙了。作品就变为了它原本不应是的悲情游戏。而这种作品就给了作者的人生一种意义。 > \[6]译者注： Henri 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其写作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各式各样的忠诚。 而奇怪的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那些有着彼此关联起源的作品，就比如说卡夫卡、克尔凯郭尔抑或舍斯托夫——简而言之，就是完全面向荒诞与其结果的那些存在主义小说家与哲学家——最后归结到头，都发出希望的高声哭喊。 他们都拥抱吞噬他们的上帝。也正是由于谦卑，希望才借机进入。因为这段生存的荒诞性允许他们设想一些超自然的现实。而如果这段生活之路最后通向的是上帝，那最后还算是有所出路。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以及卡夫卡的那些主人公，他们在不断重复的历程中所具有的坚持与固执，正是那种确定性催人振奋之力量的特殊证明。\[7] > \[7]加缪注： 《The Castle》中唯一不抱有希望的角色就是Amalia。她也是与土地测量员对比最激烈的人。 卡夫卡拒绝给他的上帝附加道德性的高贵，凭据，善良，抑或谐合性，而只为了更好地投入这上帝的怀抱。荒诞于是被辨察到，被接受，人对它表示顺从，而我们知道从这时起它就不再是荒诞了。在人类境况的范围内，还有什么是比让人从这种境况中逃离还要更大的希望呢？正如我又一次看到的，存在主义思想在这点上〔与现今观点相反〕深深浸透在一个巨大的希望中。在早期基督教以及福音流传那段时期，这如此的希望曾激昂过旧世界。但是在那所有存在主义思想都持有的跳离中， 在那种固执中，在那些对于没有面孔的神明的概述中，一个人怎么会看不到一种进行着自我否决的清醒的踪影呢？人们只是称这是一种骄傲，一种为了自救而进行舍弃的骄傲。这种自我否决可以是成果丰厚的，但是这里的收获影响不了他处的损失。清醒所拥有的道德价值，在我的眼中，并不会因为说它像所有骄傲一样不结果，就有所减损。因为真理，从它的定义来说也是不结果的。所有事实也是如此。在一处所有事物都已被给出，而没有任何得到解释的世界中，一种价值或者形而上学的丰厚性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 无论如何，在此可以看出卡夫卡的作品列属在哪种传统思想中。认为从《The Trial》到《 The Castle》这一变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这应当是很明悟的看法。Joseph K.和土地测量员K，只是吸引着卡夫卡的两极\[8]。我可以像卡夫卡那样表述，说他的工作大约是不荒诞的。但是这应当不致阻止我们看到作品中的高贵与普遍性。这高贵与普遍性源于下述事实，即卡夫卡成功地将从希望到忧伤，从绝望的智慧到自愿的盲从，这之间的日常过渡展示得那样淋漓尽致。他的作品有着普遍性〔一个真正的荒诞作品没有普遍性〕，在于其表现出逃避人性的人所有着的动人面孔，这种人从他的深刻矛盾中获取相信的理据，从他的丰厚绝望中获取希望的理由，把生活称为对死亡可怕的熟悉过程。其是普遍的就在于这种思想来源是宗教性的。正如在一切宗教当中，人都从自己生活的重负下被释放了。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一点，如果我甚至对此表示理解，我却还知道我在找寻的并非普遍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这两者或许并不能很好地偶合。 > \[8]加缪注： 卡夫卡思想的这两个方面，可以比较 Cahiers du Sud〔以及在美国是由《党派杂志》——英译者注〕所出版的“《在流放地》”，“罪\[这里是说‘人的罪’]是不需怀疑的”，以及《 The Castle》中的一处片段〔Momus的报告〕：“土地测量员K的罪很难成立。”\ > \* 译者补注： Cahiers du Sud（南方杂志，1925-1966），创办于马赛。《在流放地》是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作于1914年，出版于1919年，1941年在《党派杂志》上被翻译引进美国。 如果我这样说，即真正无望的思想就是通过其对立的标准得以定义的，而悲剧作品或许就是在所有未来的希望都被放逐后描写人类之幸福生活的作品，那么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上文的看法。生活越是激昂，失去这生活的想法就越是荒诞。这或许就是从尼采作品中感受到的那份骄傲之无果的秘密所在。从这点上看，尼采或许是唯一一位从荒诞中衍生出一种美学的极致结果的艺术家，因为他最后的启示就置身在不能结果，却又带着征服性的清醒当中，置身在对于任何超自然慰藉的执拗的否定当中。 上述文字应该足以表明卡夫卡在本散论中的极大重要性。在这里我们被带到了人类思想的边界。从最充分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那部作品中的所有内容都非常重要。无论如何，它将荒诞问题完全地提了出来。如果一个人想要将这些结论与我们起初时的观点进行比照，将内容与形式进行比照，将《The Castle》的隐秘意义，与塑造这隐秘意义的自然性艺术进行比照，将K.激情骄傲的探求，与这探求所处的日常生活之布景进行对照，那他就会意识到作品的伟大之处了。因为如果眷恋是人类的标志，那或许没有人曾经给予这悔恨的幻象如此的肉身与体量了。但是在这同时，我们能感受到荒诞作品所召唤的是怎样非凡的高贵，虽然在这里可能无法找寻得到。如果艺术的本质是将普遍关联于特殊，将水滴短暂终逝的永恒关联于其水润光泽的美丽，那么以作家在两处世界之间所能够引入的距离来评判荒诞作家的伟大，就甚至是更为适切的了。荒诞作家的秘密就在于能找到这两处世界以最大的不匹配所相遇的那一点。 说实话，人与非人性交汇的这一几何点，内心纯洁的人到处都看得到。如果说浮士德和堂吉诃德是卓越的艺术创造，那是因为他们用人间的双手向我们指出了无法计量的高贵。然而总会到来一个时刻，心识会否定这双手所能触及的真理。总会到来一个时刻，创造不再以悲剧看待；而只是被严肃对待。然后人会开始关切希望。但这并不应是他的事情。他应做的是离开各种托辞。然而，在卡夫卡对整个世界域发起激烈诉讼的结论处，我所发现的东西却正是各种托辞。而卡夫卡的裁决，这一难以置信的裁决，则是这个丑恶又令人不快的世界，在这世界中，就是鼹鼠也敢于希望。\[9]【20221124/20230128/20230406】 > \[9]加缪注： 我上面所论述的，毫无疑问只是卡夫卡作品的一种解读。但是需要再补充一下方才得当，那就是在各种解读之外，没有任何阻止人们从纯粹美学的角度去欣赏作品。比如说，B. Groethuysen在他为《The Trial 》所写的精彩序言中，他要比我们明智得多，他仅仅去围绕一点，就是他所称之为，非常启发性的说法，即醒着的睡者的种种痛苦幻想。这部作品的命运，或许也是其伟大之处，就是作品写出了一切，但没有对任何进行确认。\ > \*译者补注： B. Groethuysen（Bernard Groethuysen，1880-1946），法国作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