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

[1]译者注： 参考沈志明译本，这一节是加缪对Malraux著《征服者》的评述。《征服者》是一部讨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小说。此外，加缪的第一部剧作就是基于Malraux著《Time of Contempt》的改编。据称加缪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表示他认为Malraux更应当获此殊荣。

“不”，征服者说道，“不要因为我好于行动，就认为我必会忘记如何思考。恰恰相反，我能完全地确定我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我相信得坚定，看得确信，也看得分明。至于那些人，他们说‘我可是太了解这东西了，太了解以至于说不明白。’小心这些人吧，因为倘若他们说不明白，那其实是因为他们并不深知那东西，或是出于懒惰，而只留于浅显的表面。”

“我并没有太多看法。人直到终了方才发觉，他只是为了确证某一条真理而度过漫长岁月。然而单个一条真理，如果它真的显易，那它就足够指导一类人生的生存了。之于我，我确实有一些有关个体的话要说。在谈论个体时必须要直截了当，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带上适当的蔑视。

“一个人是因为他不表述的，而非他所说出来的，才更成为这个人。有很多东西我都保留不说。但我坚定地相信，所有那些已经对个体有所评判的人， 他们作出评判时所依照的经验要比我们的更少。许是智识，或许澎湃人心的智识提前知觉到了要注意的点。但是时代，以其废墟与鲜血的事实淹没了我们。对于古代民族，也甚至是对于近世，乃至我们机械时代的一些民族，或许都要在社会之道德与个体之道德中衡量，去试图弄明哪个应服务于哪一个。这之所以是可能的，首先是因为人类内心中那固执的偏念，即人被创造出来，要么是服务别人要么就是被别人服务。而第二个之所以可能的缘由，就是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体，其实都还没显示出他们全部的力量出来。

“我曾看过一些聪明的头脑，他们对Flanders血腥战争中所诞生的荷兰画家的杰作深感惊叹[2]，对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的祷告大为动容[3]。在他们惊惶的眼中，永恒性价值在俗世的纷争中坚挺。但从那以后，世事隐进，如今的画家已失去那样的宁静。纵然他们基本还有着创作所需的内心——我是指封闭的内心——但也不再有用了。因为所有人，包括圣者自己，都已处在动员之中。这恐怕就是我最为深切的感受。在战壕上每种形式的失败中，在被钢铁洪流摧压的每个画像、隐喻抑或祷告中，永恒都失去了一部分。我也自知我不能脱身于时间，于是我决定与它合为整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尊重每个个体，只是因为我觉得个体微不足道，又饱受欺辱。而深知没有胜利的事业，我于是偏好失败的事业：这需要未经污染的灵魂，平齐地对待它的挫败也同样对待它的暂时胜利。对于那些感觉自身命运与世界命运绑系相关的人，文明的冲突中也有着令个体焦虑的内容。我想要加入其中，在这同时，就已将那份忧惧作为我自己的忧惧。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已选择了历史，因为我偏好确然之物。之于历史，至少我是确定的，那我又怎么能否认这个摧压我的力量呢？

[2]译者注： Flanders，佛兰德斯，西欧历史地域，大致在今荷兰，比利时与法国之间。 [3]译者注： 三十年战争是指1618—1648年，由于国家意识的产生与宗教对立的矛盾，而引发的涉及欧洲数十个国家的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欧洲大内战。西里西亚是一处中欧历史地域，大致在今波兰，捷克与德国之间，参与在三十年战争中。

终有一时，人必须在静思和行动中作出选择。这就是所谓成长为人，是一种极度可怕的痛。但是于一枚骄傲的心而言，再没有可以妥协的他处。抑或是上帝抑或是时间，抑或是十字架抑或是刀剑。抑或是这个世界有一种超越人世烦忧的更高的意义，抑或是只有这些人世之烦忧才是真物。抑或是一个人必须伴着时间生活至终了，抑或是为一种更好的生活而躲闪时间。我知道是有人可以妥协，能长存对于永恒的信条而存活于世。这称之为接受。不过我并不喜欢这个词，我想要的，是要么一切，要么全无[4]。如果我选择了行动，不要认为静思于我而言是我不知道的对立物。只是静思无法给我一切，而失掉了永恒以后，我想让自己和时间成为盟友。我不想把眷恋或苦涩放入我的字典里，我想要的只是看得分明。让我告诉你，明天你将被动员起来。于你和我，这动员是种解放。个体做不到任何事情，但他又能做成一切事情。在这种美妙的独立个体状态中，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既歌颂个体又摧压个体。是世界在碾压他，是我在解放他，而我给与了他他全部的权力。

[4]译者注： 这里的翻译“要么一切，要么全无”，据称是Rimbaud的诗句译文，在此处很是适切。但其确切来源并不明确。关于Rimbaud，马上就可在下节找到加缪对其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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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没用的。有用的行动只有一种，那就是重造人和世界。我永远无法对人进行重造。但人必须仿佛如此而进行行动’。因为斗争这条道路，使我遇合肉体。即便肉体经受欺辱，但它也是我唯一确定的东西。我只能依靠肉体生活。造物就是我的家园。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的是这份荒诞又无力实现的努力，也是为什么我站在斗争的这一边。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个时代召唤着斗争。迄今为止，征服者的伟大都是在地理层面的，由他所征服领土的广度所衡量。而对于“征服”这个词词义的改变，即不再指胜利的将领，这也是有原因的。伟大已经改变了属地，改变到反抗与在必死境地中的牺牲上了。而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就喜好失败。胜利的确是渴望的。但是只有一种胜利，就是永恒的胜利，而它是我永远无法拥有的胜利，也是在这里我屡受挫败，但仍执着抓握。抗争的实现总是对神的反对，肇始便是普罗米修斯的抗争，他就是第一位现代意义的征服者。这是人为了反对他的命运而产生的要求；说是穷人的要求不过是个借口。不过我只能在其历史行动中才能抓握住这种精神，并也是在这其中我与之相通。然而，不要以为我乐于此路：面对那些本质的矛盾，我仍固守我的人类矛盾。我在否定着我的清醒的东西中建立我的清醒。我在那些摧压人的东西面前歌颂人。而我的自由，反抗与激情都汇集一处，汇集在那份紧张，那份清醒，以及那盛大的重复中。

“是的，人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唯一的目的。如果他有志于成为什么，那么就是在此生之中。现在我对此已是非常清楚。征服者有时会谈及征伐与战胜。但那其实总是在指‘战胜自己’。你也深知这话是什么含义。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感觉自己如若神明。至少话是这么说的。但这是来源于某个瞬间，他感受到了人类心识惊人的壮阔。而征服者不过是那些人，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以此确保能不断地生活在这样的高度上，并且也完全体悟到那份壮阔的人。这是道计算题，是多或者少的问题。征服者的能力可以多，但当他们所欲时他们却能够不超过人类自己的尺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投身到沸腾的抗争灵魂当中，却从来不脱离于人类的炼炉。

在那里，他们发现残缺的造物，但也是在那里，他们逢遇到他们唯一钟爱与欣赏的价值，即人与他的沉默。这既是他们的贫乏，也是他们的财富。之于他们，有且只有一种奢侈：那就是人类性的关联。一个人怎么会意识不到在这处脆弱的世界域中， 一切人类（性）的，并且只有人类（性）的东西才取得着一份跃动的意义呢？紧绷的面孔，岌岌可危的友情，这些人与人之间强烈又纯洁的情谊——它们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它们都瞬息即逝。在它们中，心识于是最了然地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与局限，也即是它的效力。有些人说这便是天资。但是这个词听起来太轻了；我更愿意称作智识。必须要说智识确实很壮丽，它照亮并且掌控这片荒漠。它知道自身的职责范围并且呈现出来。它会伴着身体的终结一同死亡。但是它知道这一点，这就形成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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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非不知道一切教会都会反对我们。一枚这般紧张的内心会闪躲永恒，而一切教会，不论是神性还是政治性的教会，都在主张永恒。幸福与勇气，惩戒或公正，这些对教会而言只是次等目的。它们只是教会所树的一种主义，要求人必须归从于此。但我并不关心这些理念，也不关心永恒。那些我的尺度内的真相，都是可以用手触及得到的真相。我不能与这些真相分离。这也是为什么你们无法以我为根据建立任何东西：征服者的一切都会逝去，甚至是他的主义。

“这所有一切的最后，不管怎样，都是死亡。我们也知道死亡会终结一切。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遍布整个欧洲，也在扰乱着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公墓园地，是那样令人生厌得丑陋。人们只会修饰他们所钟爱的东西，而死亡令人厌恶，并且会消耗我们的耐性。死亡，一样的，也需要被征服。Carrara的最后一位族人，在被威尼斯军队所围困的Padua，在被瘟疫所空城的Padua[5]，他一路呼告，跑走过已是荒无的宫殿的厅廊：他呼唤魔鬼，只向他寻求一死。这就是一种战胜死亡的方式。这也同样是西方一种勇气的标志，这让死亡自觉洋洋得意的所在变得无比丑恶。在反抗的世界域中，死亡激扬起不公正。死亡就是最高阶的欺压。

[5]译者注： Padua，现意大利城市。1402年，威尼斯米兰战争期间，米兰统治者死于黑死病，其征战的属地Padua被威尼斯人趁机控制。按照协议，Padua由Carrara二世统治，但威尼斯人于1406年击败并绞死了Carrara二世，从此Carrara家族消亡。

“有另外一些人，也没有进行妥协，他们选择了永恒，并谴论这个世界为幻相。他们的墓园在团簇的花丛和飞鸟中微笑。这很适合征服者，这让他看清了他所拒斥之物的清晰图景。但他所选择的，正相反，是黝黑的铁围栏，抑或是未名的公共墓地。那些宗教永恒的信奉者中最突出的人，对于那些已然获知自身的死亡图景却还能伴着这图景生活的心识，有时也不免感到惊慌，又混糅着对他们的敬意与惋叹。但这些心识却从这图景中获取他们的力量与证明。我们的命运就矗立于我们面前，我们向他挑战，不是出于骄傲，而更是出于对我们无力实现之处境的认识。当然，我们有时也会对自身感到惋叹。这或许是我们唯一可以接受的同情：一种或许你很难理解，又感觉没有魄力的情感。然而只有我们中最为勇敢的那些人才有这种感受。我们只是把那些清醒的人称作有魄力的人，而且我们不想要脱离了清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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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重复一次，这些形象不是意在提出道德准例，也不含任何评判：他们是一些画面。他们只是在呈现出一种生活风格。爱者，演员，抑或是历险者演出了荒诞。但是一样地，倘若他愿意的话，也可以扮演贞洁之人，公务官员，抑或是共和国总统。去进行 知道，并且不对任何东西进行遮饰，就足够了。在意大利的博物馆，有时会发现一些小的画屏，以前神父会把它们放在被判死刑的人的面前，用以遮藏行刑架。各种各样的跳离，不论是冲进神还是永恒，不论是委身于日常的还是某些理念的幻相——这些都是遮藏荒诞的画屏。但也存在没有画屏的公务人员，他们就是我想要谈的那些人。

我选的是一些最为极端的人物。在这个高度上荒诞给与了他们国王的权力。诚然这些公爵并没有王国，但他们有他人不及的优势：他们知道所有的王国都是幻相的。他们了然他们全部的高贵即在于此。去谈论关于他们的潜藏不幸，或是幻灭的灰烬，都是没有用的。失掉了希望，不等于绝望。地上的火焰，当然抵得了天上的芬芳。在此，不论是我，抑或是其他人，都不能对他们进行评判。他们并没有汲汲于变得更好；而是在尝试成为一致的人。如果“智者”一词，能用来指那些只依靠自己已有的东西生活，而不去设想他所未有的东西的人，那么他们就是智者。他们中的某个人，是征服者但属心识的世界，是唐璜但处知识的领域，是演员但在智识的层面，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这一点：“绝不会因你将你可爱的温顺绵羊养至圆满，你就可能在地上和天国享得特权；你最多不过也还是一只可笑的可爱带角绵羊，也就这样而已——即便你不充于虚荣，也不以判官身份制造丑行。”

无论何种情况，都有必要将荒诞推理重建到更加可亲和谐的案例上。想象力还可以举出别的一些人，同样是和时间以及放逐无法分离的一些人，同样知道如何在没有未来，没有弱点的世界域中和谐生活的人。这处荒诞又没有上帝的世界将充满那些思考明确，并且已然停止希望的人们。而我还没有谈及那最为荒诞的人物，那就是创作者。